2021-03-08 19:47:27 來源:參考消息網 責任編輯:張威威
核心提示:自2020年2月以來,美國已有230多萬女性退出勞動力市場。研究發現,育有12歲及以下孩子的母親失去工作的可能性是父親的三倍。經濟學家把疫情期間女性勞動參與率的下降稱為“她的退讓”。這種退讓給女性造成的損失并不會隨著女性找到新工作而消失,損失將影響女性一生。

參考消息網3月8日報道 美國《時代》周刊3月15日(提前出版)一期刊發文章,題為《職場女性的斗爭》,文章稱,研究顯示,當女性休產假或長期照顧孩子而離開職場時,她不只是在這段時間內失去了收入。損失在一生中不斷加重。當女性重新進入職場,她往往會到工資較低的工作崗位上,以獲得進入職場的機會。她在企業里的晉升速度更慢。全文摘編如下:

為何下崗的總是我

勞倫·馬丁內斯下班回家發現,14歲的女兒發燒嘔吐,她知道她的疫情安排無法維持了。那是2020年5月,托兒所因疫情關閉,馬丁內斯只能讓女兒趁著上網課的空隙照顧剛出生的兒子。馬丁內斯在佛羅里達州的一間牙醫診所擔任辦公室文員。馬丁內斯與丈夫在同一個辦公室工作,家里需要兩份收入。

馬丁內斯給老板發了短信,要求遠程工作。她的要求被拒絕了。“我認為他喜歡以前的勞倫——沒有負擔的勞倫——比如今這個要在家工作的新媽媽要好,”她說,“現在我很招人討厭。”

幾天后,她失業了。“我不知道違反了什么法律,”她說,“我覺得太不對勁了。”7月,她向法院對前雇主提起訴訟。根據起訴書,當她要求在家工作時,公司告訴她:“如果你因為育兒的原因不能來上班,這意味著你在這里不再有工作了。”

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自2020年2月以來,已有230多萬女性退出勞動力市場。人口普查局和美聯儲的一項分析發現,在7月沒有工作的女性中,有三分之一將育兒列為原因。皮尤研究中心發現,在2月至8月間,12歲及以下孩子的母親失去工作的可能性是父親的三倍。拉丁裔和黑人女性受到的沖擊最大,1月女性勞動力參與率降至33年來的最低點。經濟學家把疫情期間女性勞動參與率的下降稱為“她的退讓”。

職業規則研究中心告訴《時代》周刊,自疫情暴發以來,他們接到的求助電話是平時的7倍多,都是關于歧視的問題和投訴,但大多數母親沒有依靠。國會在2020年3月倉促通過了《家庭優先冠狀病毒應急法》,向孩子學校和日托機構關閉的家長提供長達12周的帶薪休假。但該項立法嚴格限制了有資格的人,而且福利在2020年年底已到期。

馬丁內斯的律師本杰明·約馬克說:“我們經常接到電話,‘因為照顧孩子,我被炒了’。”

對美國人來說,聯邦授權的帶薪育兒假是新鮮事物,因此這些父母大多進入了未知的法律領域。但《時代》周刊采訪的許多女性都表示,在公共衛生危機期間,被迫在照顧孩子和賺取收入之間做出選擇的感覺是多么糟。“這很不公平。”馬丁內斯說。

政策對女性不友好

母親在美國勞動力中的地位充其量只能說是微不足道的。美國仍然是工業化國家中唯一沒有在全國范圍內強制實行帶薪育兒假的國家,聯邦政府也沒有為普及學前教育提供資金,盡管有研究顯示,推廣幼兒教育可以增加女性勞動力數量并促進經濟繁榮。《家庭醫療休假法》要求雇主為新生兒父母提供12周的無薪產假,但大約40%的美國雇員不在該法的覆蓋范圍內。只有9個州和華盛頓特區通過了自己的帶薪假立法,只有20%的私營企業員工休了帶薪家庭假。

疫情暴發前,三分之二的美國家庭是雙職工家庭,41%的母親要養家糊口。但美國政府從來沒有建立讓職業母親的生活更容易的計劃的熱情。紐約大學法學教授梅利莎·默里說:“人們考慮育兒問題時,總認為這是一種個人責任。顯而易見的是,在這個國家對照看孩子的真正支持是學校,我認為人們在新冠疫情前并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

因此,去年3月18日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天,那天國會通過了《家庭優先冠狀病毒應急法》,此外還擴大了《家庭醫療休假法》,將因子女學校或日托機構關閉的雇員的帶薪休假增加到12周。法律覆蓋的大多數人有權領取他們三分之二的工資,上限為每天200美元(1美元約合人民幣6.5元——本網注)。

然而,法案中包含豁免規定讓其效力大打折扣:雇員超過500人的企業可以享受豁免,這意味著美國最大、最富有的企業不給員工休任何家庭假。員工少于50人的企業可以申請豁免,因此小企業的雇員很少能享受假期。醫護和緊急救援人員也無法休假。

育兒損失影響終生

單身母親阿曼達·安德魯斯自2020年4月以來就沒有工作過。她形容自己以前的工作——羅得島一家甜甜圈店的收銀員——“非常完美”。對于她來說,上班前把最小的孩子送到托兒所,下班后接上初中和高中的兩個孩子,時間恰到好處。當學校和托兒所停課后,安德魯斯和馬丁內斯一樣,向她14歲的大兒子求助。這種做法奏效了幾周。然后,當兒子試圖平衡照顧弟妹和遠程學習時,他的成績開始下滑。

“我看得出,我兒子擔心我失業,因為那是我們唯一的收入。”

安德魯斯發短信給甜品店經理,要求休家庭假。據安德魯斯在法庭上提交的起訴書,這位經理從未回復,但據稱他通知安德魯斯的上司,安德魯斯已經“辭職”。

她好幾天沒睡了。“這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她說,“12年來,我就是這么做的。特別是在疫情期間,我知道我找不到另一份工作,短期內不會。”

當安德魯斯和其他人找到新工作時,這些問題并不會結束。研究顯示,當女性休產假或長期照顧孩子而離開職場時,她不只是在這段時間內失去了收入。損失在一生中不斷加重。當女性重新進入職場,她往往會到工資較低的工作崗位上,以獲得進入職場的機會。她在企業里的晉升速度更慢。

變革不能單靠立法

幫助可能正在出現。今年1月,美國總統拜登公布了一項讓父母重返工作崗位的計劃,其中包括將緊急帶薪休假延長至9月30日,取消員工人數超過500人或低于50人的公司的免休家庭假的豁免。

2月27日,眾議院通過了一項1.9萬億美元的新冠疫情紓困法案,其中包括幫助職場父母的條款,但與拜登的計劃有很大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該法案規定,如果聯邦雇員需要照顧孩子,他們可以獲得帶薪假期,但使用稅收抵免來激勵大多數企業為私營部門的員工提供這種福利,而不是要求它們這樣做。

但即使國會真的采取行動,修改法律也是不夠的。如果沒有更大的社會變革,母親們將無法逃脫育兒方面性別期望的負擔。“在美國,我們有一種持久的刻板印象,”紐約大學教授默里說,“如果女性工作,她們會設法將職場生活與‘真正工作’,即家庭生活,協調起來。如果他們做不到,那就是個人的失敗。”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女性總體收入只有男性的82%,黑人、拉丁裔和美國原住民女性的收入要低得多。在異性伴侶中,女性因為照看孩子離開工作或承擔失業的風險,在經濟上看通常更劃算。

馬丁內斯說,盡管她和丈夫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但被要求離開公司回家理所當然還是會選她。“我永遠是那個人,因為我是女人,”她說,“如果他說他需要在家工作,我想他們不會太高興。我想他們會這么說,‘不,勞倫可以在家。你必須來工作’。”

懷有身孕并將于今年5月生產的馬丁內斯試圖享受與家人在一起的時光,即使在困難的情況下,她說她一直和女兒坦率談論這起訴訟。她說:“我們什么都聊。最重要的,我想她會為我自豪。”

7美國《時代》周刊3月15日(提前出版)一期封面,分為四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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